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既面對新的挑戰，也面臨難得機遇。應對挑戰、抓住機遇，不僅需要深刻認識和主動適應新常態，而且需要按照新常態的內在規律積極引領新常態，即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動轉方式、調結構，實現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實現經濟效率明顯提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轉方式調結構是引領新常態的路徑和手段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表現是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一系列經濟條件變化導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紅利的消失。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2010年達到峰值后逐年減少。其結果是：勞動力短缺現象日益加劇，企業用工成本顯著提高；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結束，投資回報率下降；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減緩，抑制了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這些變化，意味著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潛在增長率是在特定的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供給乃至資源環境約束下所能實現的正常經濟增長速度。所謂“正常”，是指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和周期性失業。伴隨潛在增長率下降出現的實際增長率從高速到中高速的轉變，不是暫時的周期性現象，而是新的發展階段的特征。按照黨的十八大確定的目標，2020年我國GDP總量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這要求“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6.5%—7.0%。一方面，這一增長速度在世界范圍內依然是令人羨慕的，符合我國客觀實際和發展規律，有必要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如果不能突破傳統增長模式的限制、實現增長動力從投入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經濟增長速度就可能一路減緩，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也可能受阻。那么，如何突破傳統增長模式，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答案就在轉方式調結構中。研究表明，消除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就可以發掘新的增長源泉、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因此，轉方式調結構是穩定經濟增長、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領經濟新常態的路徑和手段。

轉方式調結構應遵循生產率導向原則

怎樣通過轉方式調結構發掘新的增長源泉、實現增長動力轉換、保持中高速增長呢？如果從廣義的角度認識經濟發展，而不是僅僅將其看作經濟總量的增長過程，轉方式調結構就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轉方式調結構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源泉。轉方式的主要表現是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變，調結構的主要表現是產業結構升級，其關鍵都是生產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進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機制和增長點，從而使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勞動力從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大規模流入城鎮和沿海地區，改善了產業結構，特別是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可以通過“比較勞動生產率”這一指標來觀察產業結構的變化。該指標是某產業的增加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之比，可以綜合反映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差異。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口徑，2013年農業的就業比重仍然高達31.4%，而增加值比重下降到9.4%，由此計算的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只有0.30；而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32。即使按照實際務農時間估算，農業勞動力比重降低為21.5%，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也僅為0.44，而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15，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依然顯著高于農業。

但應看到，隨著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顯著降低，老齡化導致農村戶籍人口年齡升高，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逐漸減慢。甚至新增農民工數量很快將小于返鄉人口數量，導致城鄉勞動力逆向流動的局面。這將降低勞動生產率從而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率。據預測，16歲到19歲的農村人口，2014年為3575萬人，到2020年將減少到3055萬人，凈減少520萬。事實上，外出農民工的年度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平均4%顯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如果粗略地把16—19歲農村人口作為潛在的外出群體，其2014年以前的增長軌跡與外出農民工是一致的，但已于2014年達到峰值，預示著外出農民工增長將明顯減速。#p#分頁標題#e#

不過，通過轉方式調結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機會窗口并沒有關閉。許多人看到發展第三產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近年來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也的確在較快提高。但是，產業結構調整必須把握生產率導向原則。單純提高某個產業的比重，而忽略產業之間的關聯，忽略市場信號對結構調整的引導，就不一定能產生預期的生產率提高效果。例如，2013年第二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45，第三產業則為1.22。如果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只是簡單的此消彼長關系，則總體勞動生產率還會降低，與結構調整的初衷南轅北轍。

隨著結構調整進入到更深層面，資源重新配置可以進一步帶來效率提高。在一個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生產率提高速度快、更具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勝出，而生產率低下、創新能力弱從而沒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被淘汰，就能使生產要素得到優化利用，提高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水平，實現更快的增長速度。目前存在的各種體制障礙，如一些行業和企業因擁有壟斷地位，即使沒有競爭力也難以退出，新成長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門檻高、融資難融資貴從而難以進入、發展受限等問題，都妨礙著生產率的提高。

轉方式調結構需要改革和創新驅動

只有大力推進改革和創新，遵循生產率導向原則推動轉方式調結構，才能實現增長動力轉換，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測算表明，如果能夠通過一系列重要領域的改革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供給、擴大人力資本積累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1—2個百分點。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紅利。為此，應該把握以下三個要點。

在構造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根據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在跨越勞動力供求關系轉變的劉易斯拐點后20年中，農業勞動力比重持續大幅下降，每年下降幅度分別為1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從目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時期，正是我國人均GDP從7000多美元跨入12000美元高收入國家門檻的過程，國際上處于這個發展階段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平均為14%。按照這一目標和現實可能性，今后我國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每年應下降1個百分點。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勞動力短缺矛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仍可獲得勞動力重新配置帶來的效率提高。

促進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使第三產業發展建立在第二產業結構優化特別是制造業升級基礎上。第三產業既包括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傳統服務業，也包括與新科技緊密結合的現代服務業，二者生產率水平大不相同。我國傳統服務業2004—2013年增長了117.4%，2013年占全部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7%；同期現代服務業增長了68.3%，2013年占全部第三產業的比重為65.3%。傳統服務業增長明顯快于現代服務業，這無疑是一個降低生產率的因素。但由于現代服務業占比高，對第三產業發展的貢獻更大，因而服務業發展有利于提高生產率。今后應創造更好的體制和政策環境，使現代服務業的增長速度趕上以至超過傳統服務業。第三產業發展并不必然伴隨著制造業萎縮。實際上，制造業升級也包括從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底端向兩個高端攀升，進而發展出研發、設計、營銷、售后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這些生產性服務業可以幫助制造業變得更具競爭力。這樣，制造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就能夠同步進行。國際經驗表明，發達國家較高的服務業比重，通常是在高度工業化的基礎上達到的，是更高生產率的表現。因此，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營造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讓新成長企業大量涌現，是使我國產業體系邁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p#分頁標題#e#

形成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實現企業間資源優化配置。對美國經濟的研究表明，發生在某一行業內部，表現為企業進入、退出、擴張和萎縮的資源優化重組，以及由此導致的優勝劣汰，對生產率提高的貢獻高達1/3—1/2。在一定程度上，我國生產要素在企業、部門和地區之間的合理流動還受到壟斷、地方保護等的羈絆，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能者缺乏“進”的激勵，庸者沒有“退”的壓力，企業缺乏提高生產率的動力。因此，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投融資體制改革，打破限制企業進入和退出的制度門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轉方式調結構能否得到實質性推進的關鍵。（蔡昉）